當前位置-新聞中心- 《青春斗》周日開播 鄭爽領銜講青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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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時間 - 責任編輯 - 楊蓓嫻

舊社會女性很多是無名的,姓張叫張氏,姓李叫李氏,結婚后把夫姓冠在前邊,譬如母親多年前就是叫“陳張氏”。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報戶口需要有個名字,我為母親的名字犯了愁,問她小名叫什么,想在此基礎上發展一下。母親說:“你這個丫頭不懂事,哪有孩子要知道老人乳名的?”沒辦法,我冥思苦想,終于想出兩個字“明磊”,說明母親光明磊落的一生。戶口本上,母親有了一個堂堂正正的名字——張明磊。

我的母親和千萬個中國母親一樣,她的善良、正直、無私,鋼鐵般的意志、迎著困難奮斗的精神,對子女的人生旅途有著重要影響。我常常和兒子們說母親的故事,他們嘖嘖稱贊。大兒子是學文學的,他說:“應該把姥姥的故事寫出來,她不是一般人,很有典型性。”

本文作者陳楓和哥哥陳俊生。

母親講這故事時,我心里酸酸的

母親生于1887年,卒于1967年,經歷了4個時代:滿清王朝、中華民國、日本帝國主義刺刀下的偽滿洲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歲月。

說到“三反”“五反”還鬧過笑話。當年東北大區政府臨時抽調一批干部,參加“三反”“五反”運動,我也被調去了。根據當時的反貪規定,貪污人民幣(指舊幣)1000萬元以上的為“小老虎”,貪污1億元以上的為“大老虎”,工作隊叫“打虎隊”。我在家書中說我參加了“打虎隊”。母親見信大驚,馬上讓三哥給我寫信,說要多加小心。她說:“哪來的那么多老虎呢?都進了沈陽城了,一個女孩子都參加了打老虎。”

姥爺是一位教書先生,常給孩子講《太平廣記》《笑林廣記》中的故事。后來母親又把這些故事講給我們。母親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母親不到3歲時,她親娘就去世了。不久,她有了后母。

母親稍大一點的時候,經常住在舅舅家。舅舅是吉林市有名的中醫,很重視子女的教育,請一位老先生教孩子們念書。母親非常羨慕,常常去聽先生講課。有時我想,如果母親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她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才女。

母親心靈手巧,頗得舅父的疼愛。舅父常常給她講一些醫學知識。每次舅父在家給人看病,母親都細心觀察,有時提些問題。我小時常聽母親講什么“十八反”,即哪些中藥不能同時用,吃了要死人的。我們小時候偶爾生點小毛病,母親弄些中藥吃就好了。常見鄰居女人抱孩子找母親看病,母親把自己配的藥給他們吃,從未收過錢。母親認得許多中藥,能把一大包草藥叫出各種名字,還會用嘴嘗嘗,然后她會說:“是的,是這個藥。”

在家境比較困難的時候,她送我老哥(當地稱最小的哥哥為老哥)陳俊生(后來曾任國務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去私塾,開始讀些四書五經,后來念醫書,希望他像舅爺成為名醫。母親從未奢望她的兒子做什么大官,常說:“官高有險,樹大招風,人吃五谷雜糧哪有不生病的,我只求老兒子能經常在我身邊,當個好中醫就行了。”

母親還在舅媽指導下學會了一手好針線。常見母親拿一把帶有白星星的木尺,在人身上比來比去,然后一件合體的衣服就裁好了。嫂子們以及鄰居們抱著一些布找母親裁衣,全憑她們說高矮、胖瘦,或者拿一件舊衣參考。母親繡花也是有名的,70多歲時仍能戴著老花鏡繡花。她自己的鞋都是繡花的。我雖然從母親那里學會了繡花、裁衣,但簡直只學到了九牛一毛。盡管如此,在我有了3個孩子之后,經濟拮據年月,幾乎一家人衣服都是我做的,特別是中山裝也能自裁自縫。

母親13歲那年,由姥爺做主和小她4歲的我父親陳殿元訂了婚,這就決定了母親坎坷、苦難、顛沛流離的一生。有時我想,如果姥爺不過早地給母親訂婚,如果她的后母不癱瘓,母親的人生將是另一番天地。

給母親另一個打擊是她外祖父去世。雖然舅父母一如既往待她,她那寄人籬下的感覺更強烈。她說:“我真像《紅樓夢》里的林黛玉,常常自嘆命苦。”

母親的后母腳踝生了一個瘡,久治無效,后來這條腿殘疾了,臥床不起。母親的兩個姐姐素來不喜歡這位愛挑剔的后母,而且不久先后出嫁了,侍候后母的活兒就落在母親的肩上。除了端屎尿,還要天天清洗爛腿。臥床的后母很講究,衣被要經常換洗,稍不如意就百般刁難。一次她不小心摔破了一個碗,后母罵個不停,讓母親把碎碗擺在桌上,不準扔掉,意思很明白,是等姥爺回來看的。晚上姥爺看見碎碗說:“碎了還不扔了,擺在這干什么?”事后這位后母又罵了好幾天,說:“摔了東西不打不罵,哪有這樣慣孩子的?”

這位后母嫁到張家17年,癱瘓了11年,幾乎全是母親侍候的。臨終前她拉著母親的手說:“孩子,你心眼好,待我和親媽一樣,會有好報的。”

不久姥爺也去世了,母親和她唯一的哥哥生活在一起。嫂子賢惠,把她看成親妹妹一樣。可這個并不富裕的家庭沒有錢給妹妹準備嫁妝。那時新媳婦婚后三天要“亮箱”,實際是展覽嫁妝,很有講究,就是在這一天打開自己的箱柜,把衣服、鞋子、繡花枕頭、首飾等向婆家親友展示,一是要看娘家的陪嫁,二是要看新媳婦的針線活兒。姑娘出嫁前幾年就準備嫁衣,其中最主要也最費時的是鞋子,不但為自己,還要給公婆、大小姑、丈夫做鞋子。如果“亮箱”得到喝彩,新媳婦有面子,在婆家地位就會提高,親友們也會刮目相看。

由于日夜操勞,母親出嫁時幾個箱子裝滿了各種應時的衣服、大小姑子的鞋,“亮箱”時得到稱贊,被人夸針線好、嫁妝多,給娘家增了光。

那時夏季農忙,地主會雇用短工鋤地、女工薅草。男人用長鋤頭,邊鋤邊走;女人的工具是一尺多長的小鋤頭,工錢也只有男人的一半,勞動時必須蹲著往前走,時間長了腿受不了,多數跪著往前爬。地主們愿意用女工,既聽話又省錢,吃得也少,早來晚走,中午管一頓飯。用高工錢雇一個打頭的,她速度飛快,其他人必須跟上,跟不上就扣工錢。母親一天掙的錢能買兩雙鞋面,聚少成多,一個夏天能掙不少錢,除了做鞋還能做些嫁衣,又能常常接濟嫂子。母親在出嫁前若干年中就是這樣度過的,攢下了一些私房錢。據她回憶,那時一天下來腿疼得爬不上炕。

到了冬天更忙,晚上在昏暗的油燈下,一針一線納鞋底。晚上不能繡花,怕油燈給熏黑了。白天有時還要照看侄子。有一天母親在炕上做針線,抻線時碰著了正在午睡的哥哥,他翻身坐起來,掄起拳頭就打。母親氣急了,和他吵了半天,并說:“嫌我吃你的閑飯了,送我去做童養媳吧。”從此母親和她唯一的哥哥感情淡漠了。

母親講這故事時,我心里酸酸的——母親實際上是個孤兒。

張明磊72歲留影。

窮得連一塊補丁都沒有

成親時,母親剛過了19周歲生日,父親也剛滿15周歲。有一位遠房的姑奶奶來自城里的大戶人家,來參加婚禮時帶著伙倌(廚師)和食品。她被母親的美貌震驚了,拉著母親的手說:“哎呀,你們怎么找了這么好看的媳婦,又有文化,有教養,這皮膚和白竹布一樣白呀。”母親確實很漂亮,1.7米多的個頭,瓜子臉,雙眼皮,大眼睛。她是吃松花江上游水長大的姑娘,皮膚白嫩。

母親回憶:“和你爹成親后,沒過一天安定日子。”最初他們在吉林省九臺縣一個叫其塔木村河南屯的地方住下。不久又搬到舒蘭縣一個叫六道荒的地方。在這荒無人煙的地方住不下去了,又搬回其塔木村住了7年,7年搬了7次家。她曾痛苦地說:“那過的是什么日子,最多時一個月搬4次家,窮得連一塊補衣服的補丁都沒有啊!”

日子雖然清貧,家庭倒也和睦。家內的事由祖母做主,大事由祖父掌舵。祖母37歲就做了婆婆,婆媳形同姐妹。母親很尊重年輕的婆婆,在我的記憶中,她每次說起祖母,話里都浸透著懷念和敬意。祖母沒有文化但頗有教養,善良、聰明,從不發脾氣。祖母常對人說:我們家娶了個賢惠、能干的兒媳婦。母親說:“沒見過那么好脾氣的人。”

記得我結婚后告訴母親,婆婆是丈夫的后母,她嚴肅地說:“要善待你婆婆,哪個媳婦是婆婆生的?”她對門前來討要的人都盡量給予幫助,常說“廚中有剩飯,路上有饑人”,“太陽不會總在一家紅”。

祖母43歲去世。祖父脾氣暴躁。祖母生第一個女孩時,祖父摔了一個泥盆,他想要個兒子。祖母生二姑時是個冬天,祖父把一個火盆摔了。在那冰天雪地北大荒,祖母自己起來做飯,還在灶王爺像前燒香請求原諒。她去世那天說脖子疼,叫母親扶她坐起,又叫母親給灶王爺燒香,就在母親懷里咽了氣。當時那個地方人煙稀少,大多數家庭中,中年婦女慢慢死去,誰也說不清楚原因,人們給它起名叫“死老婆溝”。

我們家祖上是河南彰德府涉縣(現歸河北)人氏,不知祖上哪一代闖關東到了吉林。祖母去世后,全家北上逃荒。聽人說北大荒正在開發,就向北大荒遷移。祖父兄弟二人和我父親先去。這無疑是個探險活動。那時候不是交通不便,而是沒有交通,全是荒山野嶺,野獸出沒,狼嚎虎嘯,日出才能上路,日落就得找個車馬店住下。小唱本《水滸傳》里“武松打虎”一節說:“三人五人不敢走,十個八個帶刀槍。”就是那樣。這段路他們走了一個多月,這時的祖父已50多歲,大祖父快60歲了。可見父輩們為求生存、求發展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

北上后,父親和兩位祖父認識了一個叫王財的人。王財夫婦到得較早,在依山傍水地方蓋了三間草房,有了十多坰好地,父親為他家做長工。大祖父是粉匠,給一地主家開粉房,收入頗豐。祖父也給另一地主家做短工兼做些零工。經過一年多奮斗,有些積蓄,父親就向王家告假回去接家屬。

父親離家一年多,家中妻兒音信皆無,他非常掛念,滿嘴起了大泡。有人說喝點醋就好了,可是父親舍不得二分錢的醋,就到一家店里問:“你的醋酸嗎?”掌柜的生氣了,端起一勺醋說:“不酸你喝下去!”父親把一勺醋喝了下去,痛得在地上跳起老高,嗷嗷叫著,把掌柜的嚇了一跳。父親的口腔潰瘍奇跡般好了。

家族的北上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的一個哥哥和姐姐凍餓死在逃荒的路上。父親趁冬季農閑回家接妻兒。拉腳的(運輸)人和物均以重量定價。全部家當是兩只木箱和一個水缸,加上母親和4個孩子,一共是530斤,雇了一個叫宋三荒的人,趕著一輛帶棚子的馬車上路了。走了一個多月,冰天雪地,車行很慢。母親暈車厲害,嘔吐不止,人也虛脫,每到住店上下車,都由父親來背。在路上,我的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凍餓而死,分別只有4歲和2歲。母親昏迷中什么都不清楚。后來父親痛苦地說:“那是把孩子埋在雪地里了。”

那時路上經常碰到被凍死的人,人們把凍死的人叫“路倒”,有時一天踫到幾個“路倒”。母親清醒后不停呼喚兩個孩子,為此病了半年多才能下地。她到家前邊的南山腳下呼喊他們的名字,幻想兩個孩子會從山腳下跑過來。我記事后常坐在母親身邊聽她講哥姐慘死情景,和她一起傷心落淚。

王財夫妻后來染上賭癮,把房子和地都賣給了我家。一家人從此就在北大荒一個叫橫岱山前的農村落戶了。我們6個兄弟姐妹中有4個在此出生。在這依山傍水的半山區,我度過了愉快的童年。母親常說:“這是一生中最安穩,不愁吃穿的幾年。”

母親的牙不好,很早就開始掉牙。舊社會鎮上沒有鑲牙的,而牙掉了若干年再鑲是很困難的。據她回憶,她小時候,一位遠房姑奶奶,她的孫子出世后不久兒媳婦死了。要想讓這個嬰兒活下來,當時只有一個辦法,做“奶布子”吃。做“奶布子”,就是把上好的小米煮到七八成熟,用干凈的白布包著一口一口嚼,嚼爛了抖到碗里,濾掉渣子,出來白白的米湯給孩子喝。一天要嚼一兩斤小米。姑奶奶是沒有幾顆牙的老太婆,這嚼半生不熟小米的任務落在母親身上。她嚼了3個多月,牙疼得最后吃飯都困難。一位老中醫說:“慢慢養著吧,沒法治,可能你會早掉牙的。”沒想到,這一善舉給母親晚年造成極大痛苦。

拾來麥穗換學費

母親教育孩子,會講今論古,讓人心服口服,從不打罵,哪怕我們做錯了事。我讀小學時有一年瘟疫流行,死人很多。鎮子東門外有一塊亂葬崗,窮人死后就扔到此處。同學們傳說因死人太多都無人埋了,遍地是死尸。我既好奇又膽大,想去看看。一天放學后就奔亂葬崗去了。一眼望去有一些橫七豎八的東西,有用席子卷著的,有用草捆著的。天漸漸黑下來,忽然感到害怕,看看曠野空無一人,加快腳步往回走,走著走著跑起來,慌不擇路,有時踩到那一捆捆的東西上,有時踩著硬的,有時踩上去軟乎乎的。

事后想那軟的可能是身子,那硬的可能是人頭吧。跑回家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父親暴跳如雷,說丫頭就不該念書,出了事怎么辦。母親擔心地說:“嚇著了吧?”我說:“開始沒怕,后來才怕的,好像那些鬼來追我。”父親吼道:“哪來的什么鬼?要有鬼怎么不去抓日本鬼子,都是鬼子害死的。”雖然這么說,他臉色溫和了,心里一定想他的女兒多么勇敢,他最不喜歡膽小的人。事后母親教育我說:“世道不好,一個女孩子碰上壞人怎么辦?”她嘆口氣說:“唉!你呀膽子忒大了,哪像個女孩子?”此后便加強了對我的管教。

過去家境所限,其他哥哥未能念書,母親深感遺憾。條件好一些后,她把希望寄托在我和老哥身上。父親反對老哥上學,說家中失去一個勞動力,又說我一個女孩子要嫁人圍鍋臺轉,念書有何用?二哥也說:“丫頭念書帶到婆家去了。”

但母親堅持之下,總算和父親達成“君子協定”,我們可以去念書,農忙時老哥必須回來干活。父親還說,家里不出1分錢,由母親自行解決。學費這副沉重的擔子壓在了母親的肩上。每到秋收以后,家里活兒忙完了,母親就拿起一條麻袋和一根麻繩,懷里揣上一塊干糧和一塊咸菜上路了,到那些收割后的谷地、麥地里,拾撿丟在地里的谷穗和麥穗。天黑前,她像背著一座小山一樣回來。如果哪塊地里還有沒運走的莊稼,母親就離開那塊地。她說:“瓜下不納履,李下不正冠。”為避嫌,她寧可走得遠一點。

記得有一次,母親叫我第二天給她到某塊地送飯,因為那塊地里的莊稼已拉完了。我提著瓦罐,里邊裝著稀飯,上面蓋著一個碗,碗里有一塊干糧和一小塊咸菜,再扣上一個大碗,這樣就涼得慢了。遠遠望去,在那一望無際剛剛收完莊稼的土地里,母親孤零零地坐在那里,身邊已經堆了一大堆麥穗。她高興地說:“我老姑娘給我送飯來了,今天可以喝上熱米湯了。”看著母親坐在壟上吃著干糧、啃著咸菜疙瘩、喝著米湯,我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我要留下,她不準,要我回家復習功課。她說:“媽這輩子命苦,從小無父無母,不能再讓你們和我那樣了。”此時的母親不懂什么婦女解放,但她從親身經歷中體會到婦女經濟獨立的意義。

母親拾來的谷穗曬干后,脫粒碾成小米,黃燦燦的,干干凈凈,沒有一粒沙子,到鎮上能賣個好價錢。這些錢她是一分也舍不得花的,留作我們兄妹的學費。她對書的崇拜達到迷信程度。我小時若是不小心腳踏到書上,她會嚴肅地讓我拿起來頂在頭上贖罪。形成習慣,我上大學后還經常把書頂一下,如果有誰的書包擋了路,我會繞過,絕不跨過。

多年以后,就在“四人幫”大喊“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也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貴族”的時代,我也沒有動搖讓兒子們讀書受教育的決心。“文革”中我為孩子念書問題遭到批判,說我崇尚“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我就用毛澤東的“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反駁他們。我常常和兒子們說:“你們若不能上大學讀書,我是死不瞑目的。”

1977年恢復高考,各報都發表了這一消息。一天晚上,在工廠當工人的大兒子一進門就興高采烈地說:“媽,你可以瞑目了。”給我說糊涂了。他說:“弟弟他們可以按部就班地考大學了。”我馬上說:“你呢?”他說:“我一個初中生,沒戲了,他倆正在讀高中,考大學是沒問題的。”我說:“你可以復習嘛。”這一年他沒報考,可當他一些同學考上大學后,他信了我的話,馬上找來高中課本孜孜不倦學習起來,1978年他和二弟同年考入大學。兩年中,我的三個兒子先后考入重點大學。

本文作者陳楓。

就是一塊補丁也要補得周正

母親熱愛生活,對生活充滿信心。不論多么艱難,很少見她愁眉苦臉。她常說:“一分精神一分福。”她的發髻從來都是在頭頂上梳得高高的,衣服雖然打著補丁,但洗得干干凈凈。就是一塊補丁,也要補得周正,針線要藏在補丁的下邊。

母親喜歡漿衣服,一為美觀,二為好洗。漿衣服是很麻煩的,要把衣服洗干凈、擠凈水后放進沖好的粉子里,然后抖出來曬,要在不太干的時候疊好,用棒錘乒乒乓乓地錘,最后把折疊的棱角也錘平。進城后,棒錘和錘石沒了,她習慣仍未改,改用腳踩,踩得平平整整。我有次回家,洗了幾件衣服曬在院子里,第二天早晨醒來見母親正在給我踩,此時她已是快70歲的人了。

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母親說:“你們在屋里等著,我去給你們變些東西來吃。”說著神秘地笑笑。過了好一會兒,她像個雪人似的回來了,胳臂上挎著滿滿一籃子西紅柿。在冰天雪地的東北,能見到這么多鮮紅的水果,真是天方夜譚了。不僅孩子們,哥嫂也驚呆了。

數九寒天吃上新鮮西紅柿,比那魚翅、燕窩好吃多了。母親破例拿出白糖,我們吃著拌白糖的西紅柿,又涼又甜,至今不忘。母親告訴我們,深秋時節自家種的西紅柿吃不完,有些快紅的、待紅的,凍了著實可惜。她想了一個辦法,把麥秸垛中心掏出一個洞來,把西紅柿裝進去,把洞口堵好,沒想到紅的保鮮了,綠的也都紅了。這真是母親的一大發明。

母親還人工孵過小雞。我上小學時,一年夏天,正是雞生蛋的季節,忽然鬧起雞瘟,傳得很快,幾天之間前院后村的雞統統死光了,全鎮各村沒有一只雞了。雞對老百姓來說,是一項可觀的副業收入,婦女只有生孩子才能吃上幾個白水煮蛋,我記得小時候過生日才給煮個雞蛋。

一天吃飯時,母親說要孵些小雞,并說要到很遠的村子去買蛋。家里人都覺得好笑,人怎么能孵雞呢?父親說:“別聽她胡扯,想一出是一出的,沒聽說人能孵出雞來。”母親要做的事別人是動搖不了她的,第二天她早早提著小筐上路了,到天麻麻黑,回來了,興奮地說:“買到了21個雞蛋,那家院子里雞很多,大公雞也漂亮,這蛋錯不了。”

母親開始孵小雞了。

首先在熱炕頭放上厚厚的棉墊子,把21只蛋平擺在上面,再蓋上厚棉絮。母親每天像照看嬰兒那樣撫摸那些蛋,并學著母雞的樣子翻那些蛋,晚上也把手伸進棉絮里不停地摸,太累了就打個瞌睡接著撫摸。過了三四天,她把蛋一個個在燈下照,辨別出“壞蛋”淘汰。再過些日子,她把所有的蛋放進溫水盆里,哪個蛋沉到盆底,就說明這是死雞,要馬上淘汰。到21天時,蛋再放進溫水里,這時的蛋不僅是搖搖晃晃的,而且里面嘰嘰地叫著,要趕緊拿出來小心放進棉絮里。有次母親讓我把蛋拿出來放進棉絮里,我高興極了,覺得這是最大的獎賞。

過不久,17只小雞全出世了。母親編了一個草窩,晚上它們擠在窩里,白天母親走到哪兒它們就嘰嘰地跟到哪里。母親到后院菜地,它們前前后后跟著;母親中午休息,它們就在窩里擠在一起睡覺,等母親起來穿鞋往外走,它們呼呼啦啦跟在后邊。從前母親常領我們一群孩子玩老鷹捉小雞的游戲,她總是張開雙臂做老母雞,這下她真成了“雞媽媽”了。

鄰居們先是不信,然后是嘖嘖稱奇。第二年這些雞長成大雞。院子里有17只雞是很壯觀的,因為別家沒有。

最后一面

可能是命運的安排,使我能和母親見上最后一面。1967年,我到東北出差,公事完成后,回鄉探母。已經3年未見到母親了。到鎮上時,剛好是10月1日國慶節上午。

我每次探親,先寫信告訴大概日期。信一到家,親戚朋友、左鄰右舍就全知道了,因為我在北京工作是母親引以為榮的。那時唯一的聯系方式就是寫信,全鎮也沒有一部電話,后來有了電報,一般不用,那樣會把人嚇一跳。

這次來不及寫信。我想給他們一個突然襲擊,一個驚喜。快到家時,一個調皮的念頭閃現,我先不忙進去,繞到房后,踮起腳來從后窗往屋里看去,看到母親在南炕上坐著,呆呆的神情黯然,發髻照例梳在頭頂上,背稍稍有點駝。我忍不住大聲喊:“媽!”然后縮到窗下。過會兒我探頭看,她抬起頭東張西望一下,嘴里說些什么。啊,她聽見了。我踮起腳又大喊了一聲“媽”,她終于看見我了。我大喊:“媽!我回來了!”

母親雖然已80歲高齡,耳不聾眼不花。我往前門跑去,母親靈巧地下了炕,大聲說:“別跑,小心狗!”沒想到大黑狗搖頭擺尾,親熱地咬我的褲角。母親說:“三個孩子的媽了,還這么頑皮。”

母親問長問短,還做了各色各樣的點心,叫我帶給孩子們。“文革”歲月,城里機關、單位都分了派別,農民們照常過日子。母親憂心忡忡地問我:“有那么多壞人嗎?”她十分擔心老哥情況,“你老哥大小在省里也是個頭啊,能不得罪人嗎?”

說實話,“文革”開始我是比較“熱”的,對毛澤東崇拜是五體投地的,奉若神明。后來看到亂了套,也想到將來可怎么辦。記得一個上小學五年級的侄女“串聯”來到北京,吃飯時我順口說:“這么亂將來可怎么收拾?”她馬上反駁我:“毛主席黨中央會知道怎么收拾的。”嚇得我不敢往下說了。許多家庭悲劇就是他們的妻子、丈夫、子女檢舉他們在家里說了什么,成了“反革命”,最后家破人亡。母親的話使我震動、清醒許多。后來“文革”中許多活動,能不參加的就盡量不參加,使我免去了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劫難。母親囑咐我:“凡事都要悠著點。”

這次回家,我照例給母親拆洗被褥,發現一件上衣已經是補丁摞補丁,本來的面貌看不見了,拿到手里沉甸甸的,有幾斤重。我怕我走后她再穿,想撕成條條又怕她傷心,就勸她:“三嫂說打格布沒舊布了,怎么做鞋?這件衣服能打不少格布,能做多少鞋啊。”母親同意了。事后我很后悔,為什么不把它留下來,多么珍貴的紀念品!她已是四世同堂了,她的兒子已是相當高級別的干部了,她仍然保持著艱苦樸素的本色。

母親的錢從未為自己用過,全存起來,到過年時早早準備出一份一份給孫輩們的壓歲錢。給錢她不用,我就想辦法買她需要的東西。記得供給制改為薪金制后,我第一個月工資近50元,從未掙過這么多錢,興奮得不知該放何處。第一次有了屬于自己的錢,想的就是給母親買些東西。第二天就進店,給她買了一塊夠做長褲的黑色府綢,一塊夠做大褂的白色府綢。最后又買了她喜歡吃的國光蘋果和紅棗。拆了一條褲子縫起來,布料單獨包好,然后寄走。后來母親告訴我,鎮上郵遞員送到家里來,一進門就說:“你閨女寄的什么好東西,這一大包子還帶著香味。”

為什么買蘋果呢?在日本鬼子侵占的時代,把東北人喜歡吃的國光蘋果定為軍用,老百姓要吃就是“經濟犯”。一次母親病得不吃不喝,忽然說想吃蘋果,父親跑遍鎮上的店,偷偷買回兩個揣在懷里拿回來。

母親從未戴過像樣的耳環,我小時常說,等長大了掙錢要給母親買一對金耳環。后來在北京一家店里,我選了一副最重的金耳環,為如何寄給母親犯了愁。最后把耳環縫在一件舊毛衣袖管里的袖根處,寄回老家,同時寄一信。母親非常高興,逢人便說:“我一輩子沒戴過金耳環,這是我老姑娘給我買的。”這副金耳環她一直戴著,直到隨她入土,我感到無比欣慰。

最后這次探母,我的經濟狀況到了“秦瓊賣馬”的地步。為了給孩子們補充營養,我把唯一的金戒指賣掉了。我清楚記得那金店收購員用鉗子咔吧一聲把它弄斷了,然后扔進鐵皮柜子里,我的心也跟著咯噔一下刺痛了。那么重的戒指換回20元人民幣!后來條件改善了,每到首飾店都看戒指,就沒有當年那個樣的。

從我有記憶起,母親從未有把我們摟在懷里那種親熱表示,感情并不外露。我回家探親,她非常高興,但她說:“能住一個星期不錯了,回去吧,別誤了工作。”

以前走時都是高高興興的,這次不同了,眼望著80歲高齡的老母,我眼淚悄悄流下來。一種生離死別的感覺。告訴家人誰也不許送我。當我上了卡車,轉身往下看時,父親站在車下,我第一次居高臨下看父親,一個瘦削小老頭雪白的胡須飄在胸前,眼睛仍然炯炯有神,不失當年的英俊。我大聲說:“爹!你怎么來了,不是說好了,誰也不送嗎?”父親笑說:“我上街有事,來看看你,你什么時候還回來?”我眼睛又一次模糊了,其實他很愛我們,只是不善于表達而己。

回京后,我給母親做了短褲、襯衣,寄了回去。母親來信說很高興。兩個多月后,她就因一次感冒引發心臟病與世長辭了。

母親去世的消息真如晴天霹靂。在那個特殊年代,我丈夫被審查扣發了工資,經濟上的拮據不說,那政治上的歧視令人窒息。3個嗷嗷待哺的孩子,令我心力交瘁。當時就到商場買了黑紗,我和兒子們都戴上,以寄托我的哀思。母親去世時我未能守候在她身邊,成為我終生憾事。幸虧母親去世前兩個多月,我們團聚了一周,否則我會難過至死。

多年來一直在想,一定要把母親的苦難、坎坷、奮斗、平凡而又偉大的一生寫出來。這不僅是寫我的母親,是寫舊中國被壓迫的女性,她們是和命運抗爭,對子女奉獻一生而索取為零的母親。

陳楓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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