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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時間 - 責任編輯 - 郭菡

袁凌 不想將這些孩子,概括為社會問題的樣本

袁凌,1973年生于陜西平利。復旦大學中文系碩士畢業,作家、記者。曾獲得2012、2013騰訊年度特稿和調查報道獎。《寂靜的孩子》為其2019年最新非虛構作品。

當我們談到孩子時,總會在不經意間將其概念化、樣本化,他們真實的心靈狀況常常不為我們所知。在無數的話題和討論中,在廣闊的空間與時間中,孩子本身常常是寂靜的。

好在還有人去回應這種寂靜,并將寂靜背后的語言盡力翻譯出來。從2015年3月開始,作家袁凌一直在默默參與一個探訪鄉村兒童的公益項目。他和攝影師趙俊霞搭檔,走訪了十余個偏遠省份的近百位孩子及其家庭,記錄下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悲欣與成長。

他忘不了這些男孩和女孩,于是寫下其中的36個故事,將其命名為《寂靜的孩子》。

重訪地下室

進入這些孩子的世界是困難的

袁凌多次講起他在四川大涼山探訪時的一次經歷。

那是一個清晨,天剛蒙蒙亮,袁凌趁著村里的人們還沒出來,去外面方便。南方的山區普遍沒廁所,這是袁凌和趙俊霞兩年來不得不面臨的窘境。就在他準備方便時,突然從田地里躥出十幾條野狗,向他圍攏過來。袁凌一下子就蒙了。這個場景久久停留在袁凌的記憶中,它所造成的沖擊直接與袁凌對中國很多鄉村沒有廁所的震驚體驗纏繞在一起。

探訪的過程中,常有類似的外在困境。因為地理距離遙遠,常常要不停換乘、翻越雪山,甚至貼著萬丈懸崖行路,沿途氣候變化劇烈。在偏遠山區,缺水缺食是常態,沒有床的時候,袁凌就睡在木板、草堆或者爛棉絮上,還睡過和豬圈頂頭的床。有時候,不缺食物也是一種折磨。在內蒙古時,沒有蔬菜,只能吃肉,到第四天時,袁凌看到草原上有專給牛羊過冬種的青儲飼料,便沖上去,抱著飼料大嚼。

這四年的采訪與寫作對袁凌的身體損耗極大。高血壓、腸胃病、甲狀腺等問題都找上了袁凌,他感到自己的身體再也不年輕了。

除了外部困難,進入這些孩子精神世界的內部困境尤甚。采訪袁凌的當天早上,他還在試著寫出那些沒有收錄書中的孩子的故事。但很難。因為需要再次全身心地浸入到當初的情境中。

袁凌的探訪筆記記得很詳實,厚厚一大摞,每一個他認為有價值、有表現力的細節都會記下來。順著這些零零散散的文字所形成的記憶隧道,他得以最大可能地重返心靈現場。雖然這些故事如今看似很平靜,但實際上袁凌在寫的過程中費了巨大的心力。在這許許多多個孩子中,他一直沒能將第一個探訪的孩子寫進書中,因為太過沉重。袁凌將那種感覺形容為重訪地下室——地下室太黑,下去一次就再也沒勇氣下去第二次了。

有時,就算沒什么悲傷,只是呈現歡樂也很累。“那些散落的、看起來沒有什么明顯敘事線的生活細節不是一個簡單的事件,它是一種情緒,是生活里面蘊藏的一種東西,你得用你自己的理解將這些瑣碎的細節拎起來、編在一起,編的同時,里面也有東西。難就難在這個地方。”

不只是鄉村

那些被動陷入寂靜的孩子們

還有很多很多沒有被袁凌寫下的孩子。比如周莉莎,這是袁凌在云南遇見的一個藍嘴唇病女孩。頭一年探訪時,她把自己的名字寫在袁凌的筆記本上,清清淡淡的,如同茉莉花瓣。第二年再去,女孩已經去世。這個面容清秀的女孩喜歡文學,死前的遺愿是讓爸爸把她參加學校作文競賽得的獎狀帶回來。

那些寫下的孩子,每一個都有曲曲折折的故事。有患有癲癇病,時時需要忍受電擊之痛的女孩;有患有白血病,日日忍受化療之苦的男孩……患有纖維病的小男孩明澤像個詩人,看到窗外遠山的雪景會說,“好多白頭發,沒了,就變成綠頭發”;患有鼻竇炎的牧羊少年寶安與袁凌站在一起時,說的卻是“我們的話被風吹走了”……

袁凌寫下他們,也寫下了背景中另外一些寂靜的孩子:因哥哥患病而習慣于不受注意,講話聲音輕到聽不見的小妹妹;同住化療病房,突然就消失不見的長胡子的小姑娘……有大峽谷的孩子,有山腳下的孩子,有布滿地雷的遙遠國境線的孩子,有窄窄的河西走廊移民村的孩子……還有大火后田里剩余的青色,陰雨后地上冒出的蘑菇,炎熱陽光下被催黃了的憂郁的香蕉……

看著這些孩子,袁凌常常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就像尼采所說的“超人”之后的末人,沒有權利也沒有信心要孩子。整個社會及文化上有意無意的忽視,使得真實鄉土的痛苦與衰亡,孩子們的成長困境被遮蔽了。“大家都知道鄉村要沉沒了,所以人們都去城市,哪怕在城市沒有位置,也要先撤到去往城市的船上,沒有人真正關心這個沉沒的鄉村。”

但并不只是鄉村。袁凌后來意識到,不僅僅是鄉村有留守兒童,城市也有。當時,一個公益組織發起了一個“尋找城市留守兒童”的項目,邀請他去參加,但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都沒有找到。

后來在很偶然的情況下,袁凌遇到了幾個孩子,寫下了幾篇以城市為背景的故事。“自殺寶寶”天天和曾經因為“留守”而變得敏感多疑的然然都是城市里的孩子;和鄉村的孩子比起來,他們具有更多的個體性質,和家庭、環境之間的沖突與距離更加明顯,問題也更隱秘更幽暗,更需要內在的觀察。還有那些跟隨父母漂泊在城市邊緣,不屬于鄉村、也不屬于城市的孩子們,他們都被迫陷入了某種寂靜。

傾聽與理解

接觸、寫下他們就是寫作目的

談到城市的孩子,袁凌并不看重宣傳時的“中產階級家庭”這個標簽,包括鄉土、底層、異鄉、大病、留守、單親等等。袁凌覺得,這些名稱與標簽并不是核心問題,它們只是各種社會狀況之下產生的癥狀,在這本書里,只是一個一個具體的孩子。

城鄉之間的巨大分裂、造成留守和流動兒童的社會經濟因素、家庭親子關系的缺陷等,確是需要思考的問題,但這不是袁凌的出發點。“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解決什么問題。我感受到的只是這些孩子本身的狀態,他們需要我們去傾聽,去理解。因為各種各樣的社會態勢,我們平時可能聽不到他們的聲音,看到的只是各種概念,如今我有這么一個機會,去接觸他們,寫下他們,我覺得這就是我的寫作目的。”

袁凌的寫作,常被視為特稿或非虛構,但實際上,它們并不等同于特稿寫作,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非虛構寫作。非虛構中有大量社會學的、人類學的寫作,袁凌的書寫方式溢出了這種書寫傳統。

在他的寫作中,常常有細膩的情感表露,一切自然風物皆含深情,但袁凌卻又把力度控制得恰到好處。袁凌不避諱這種情感表達,只是要看這種情感表露到什么程度:首先不能虛構情感,再者不能用情感去評判、定義對方的生活。在這種書寫中,“我”是次要的,只是作為生活的見證者,自然表露一些感情,但不能強烈帶入。

袁凌不喜歡承擔某種社會功能的寫作方式,不喜歡特稿式的以小見大,不喜歡去寫一個可以作為社會參考的樣本,不喜歡強情緒引導,不喜歡故作深沉的“零度寫作”。“我其實很排斥這些。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這個事情,這個場景就是這個場景,不來就看不到、想不到,我沒有辦法通過媒介、通過某種理性認識去推導出這個場景。它背后可能含有一些東西,但不是我能推導下去的。它也不是一個象征,象征不解決問題。”

采寫/新京報記者 楊司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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